原标题：美国 “高考”：UC 和 SAT 纠缠了半个世纪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叁里河

作者：吴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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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因在招生中使用 SAT/ACT 标化考试成绩作为录取标准被学生、反对团体、非裔和拉美裔学区告上法庭。

其中一位原告，高中生卡维卡·史密斯（Kawika Smith）表示，过去的无家可归和家暴经历给自己带来了创伤和饥饿，很难在 SAT 考试中集中精力。即便他的 GPA 超过 3.5，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通过可汗学院提供的免费在线辅导课程也不能帮他提高测试分数。

加州大学终于给出了最重要反馈。5 月21 日，加大官宣将在未来五年逐步淘汰 SAT/ACT，并在五年后也就是 2025 年推出加大系统单独的入学测试。这项决议获得了加大评议会（Board of Regents）23:0 全票通过。

根据计划，加州大学将在未来 5 年进行如下操作：

1、2020 年夏天 — 2021 年 1 月：试行 UC 独立新测试

2、2021 年：不再看 SAT Essay 和 ACT Writing 考试

3、2021 和 2022 年秋季：考生可选择性提交 SAT/ACT 成绩

4、2023 和 2024 年秋季：无需提交 SAT/ACT 成绩，即使提交了也不作为录取标准，但可以用于申请免课或奖学金

5、2025 年：不再使用 SAT/ACT 测试，采取独立测试来选择申请人

这项入学申请 5 年改革计划适用于加大系统 10 所分校，由加州大学总校长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提出。此前受疫情影响，UC 已在 4 月宣布暂停对 2021 年秋季申请人的标化成绩要求。

这次会议持续了数小时，讨论的关键点有两个——标准化测试是否歧视弱势学生和标准化测试是否能够帮助招生办公室招到真正有资格的申请者。

这也是标化考试反对者最主要的观点，标化考试会让非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学生处于劣势。因为他们没有经济条件承担补习费用，而补习是最简单直接的提分方法。

根据倡导取消标化考试的机构 Fair Test 统计，在过去十年已经有超过 1230 所大学和学院让学生“选择性”提交 SAT 和 ACT 成绩，但除了芝加哥大学等少数名校外，大多数都是小型机构。作为全美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之一，加大去年有超过 17 万新生参加了 SAT 考试，是考试组织者大学理事会每年 10 亿美元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 5 年后，纳波利塔诺表示，加大将实施自行研发的新测试，以“更加符合加大所期待的新生应该具备的学术能力与价值”。即便到时新测试还没完成，也将完全弃用 SAT/ACT。

至于州外学生和国际学生，纳波利塔诺要求学术评议会和行政部门合作研发出一套方案，可能要求学生同样参加新测试或保留使用 SAT/ACT、其他标化测试成绩等。

在投票前，评议会主席约翰·佩雷斯（John A. Pérez）表示，“这是让我们的招生政策与大学的广泛价值观朝着一致的方向，迈出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步”。

与现在加大对待 SAT 如鸡肋的态度不同的是，SAT 在加大招生史上曾有强烈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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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在五六十年代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加州大学的一份力量。

在 1940 年至 1950 年间，加州人口增长了 50%，并在接下来 10 年继续高速增长；在 40 至 70 年代，伴随《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等法案的相继出台，以及种族平权意识逐渐进入各阶层主流，等待接受高等学习的人口大规模增长，高等学习扩招在所难免。

起初，作为公立大学，加州大学的大门向任何州内拥有良好中学记录的学生敞开。任何满足条件的中学，都可以自主给本校的毕业生 B 以上的成绩，让他们达到加大的入学要求，而加大则照数接收。但这就意味着加大每年都会过度招生，虽然不合格的学生会在大一结束时被淘汰。同时，加大还承担了公立高中认证机构的责任，需要为高中设定一系列的要求或标准。

这使得加州大学不仅要为自己的事务负责，还需要为各高中的教学质量评定负责。

加州大学希望成为为国家输送未来领导层的高等学府，即成为一所优秀的学术型综合大学迈进。但是一边是参差不齐的生源，另一边还要 “履行” 加州公立学习部分管理职能，显然无助于加州大学完成这个目标。而以 SAT 为代表的标准化测试和录取正好可以帮大学从后者中解脱出来，还能保证优秀学术人才的供应。

早在 1947 年成立之初，执行 SAT 考试的学习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就在加州大学设立了驻派办公室，瞄准了加州广大又自由的市场。但起初推广并不顺利，而且 1959 年还诞生了另一大申请大学资格考试——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ACT）与之竞争。与 SAT 以考察潜在学业能力为主不同的是，ACT 着重公立学校考核技能与知识掌握情况的成就测试。

在 1958 年成为加大校长后，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为了维护加大在州内公立大学的地位，经过一番政治操作和公关，提出了一项“总体规划”，将加州高等学习体系分成大学、社区学院、中专三个不同发展层次，允许全民享受学习发展的红利，并为学生在固化的学习体系中标定自己的位置。

但同时，为了维护加大的利益、保证学生质量和学术水平，他打算采用标准化入学考试对申请人进行筛选。特别是非加州籍学生，所有申请人都需要参加 SAT 考试。

1962 年，加大曾弃用 SAT，但在下一年，加大停止了对高中进行学校认证，这就导致了高中教学质量无法保障、高中成绩单的说服力也下降。招生压力骤显，采用其他高竞争性的评估方式很有必要。所以从 1968 年开始，加大又恢复了对所有申请人的 SAT 成绩要求，自此成为了 SAT 考试最大的客户。

然而，SAT 的引入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加州大学新生中非裔和西裔的显著下降。标准化测试这种看上去在形式上绝对公平的选拔机制，却造成了不公平的结果，也引来了长达几十年的批评与是否废除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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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最初承担的是新型“遴选工具”的功能，所代替的是美国东部贵族学府承袭已久的依托家族关系的学习机会分配机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美国证券市场崩盘和大萧条以及民主思想的发展，长老制精英阶层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如何筛选出新的领导者、治理战后国家就成了新问题。

1933 年 4 月，出身中产阶层的化学教授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成为哈佛校长。当时的哈佛学子多是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男子寄宿学校的富家子弟，根据当时哈佛已有的入学机制，申请人需要参加为期一周的“大学理事会考试”，围绕不同领域的问题撰写书面论述。

因为考试内容建立在寄宿制学校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所以带着贵族属性，对平民子弟毫无优势。吃不饱饭的老百姓哪有心思和知识储备去讨论国家未来和社会治理这种宏大议题。

科南特迫切希望能够废除既存的缺乏民主性的原有精英阶层，以正确的方式遴选不论出身、头脑灵活、具备社会服务意识的全新精英阶层。同时这套方式还应该确保新的精英阶层不会固化（“To prevent the growth of a caste system...”) ，可以避免他们的下一代 “拼爹” 优势 — 一套绝对公平的标准化测试。

他给最后成为 ETS 负责人的亨利·昌西（Henry Chauncey）布置了一项任务，设计一套全新的奖学金制度，从全美范围选拔优秀的公立学校毕业生，提供大学四年的学费和食宿费。

新奖学金制度和是否出身贫寒无关，只是对学业表现的褒奖。

经过调查和挑选，考试爱好者昌西推荐了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卡尔·坎贝尔·布莱汉姆（Carl Campbell Brigham）设计的学术潜能测试，也就是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 最初起源于 IQ 测试，于 1926 年 6 月 23 日首次正式发布。一战时，心理学家对入伍人员进行智商测试，进行快速评估并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单位。

SAT 类似军方智商测试的升级版，可对中高端人群进行进一步细分。当时的 SAT 全部采用选择题，并不以学校课程教授的知识体系为考察对象，偏向于测量天生的、内在的智力。在 SAT 首次发布时，共有 8040 名高中生参加了测试。

三轮奖学金项目后，昌西决定把其他常春藤盟校拉进来，用测试选拔奖学金获得者。到 30 年代末，SAT 已在所有常春藤盟校中铺开，但普及范围仍然有限，1936 年第 11 次 SAT 考试时，考生只有 9437人，只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千多人。

标准化测试硬性选拔的形式，在当时只是被贵族学校当作增加学生 “多样化” 的手段。但 SAT 的发展机遇很快到来。

1941 年 12 月，原本的论文测试因战争爆发暂停，简单便捷 SAT 立刻成为了全美几乎所有顶尖院校的入学考试。而之后随着美国高等学习覆盖人群的不断扩张，也给了 SAT 更多机会来对多元背景的学生进行筛查。

随着考试规模扩大，科南特进一步建议创建一个全新的国家级考试机构，管理包括 SAT 在内的主要标准化学习考试。经过角力，ETS 于 1947 年注册成立，出身于大学理事会派系的昌西出任总裁，SAT 逐步成为美国学习界不可忽视的重要人才选拔机制。

在十年后的 1957 年，SAT 考生人数已突破 50 万，而当年的高校招生人数为 300 万。

发明者自信地认为这种测试“先天智力”的模式无法通过补习来进行突击，但日后的发展却打了他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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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南特和昌西打破固有精英阶层的愿望通过标准化考试得到了一定实现，但遴选出来的新精英阶层又形成了新一轮的阶层固化，这与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

在科南特理想化的未来中，绝对公平的标准化测试能够把受高等学习的宝贵机会无差别的分给年轻人，无论种族贫富。他 1947 年发布在《大西洋月刊》展望战后美国时有过这么一种期待：让 “有管理才能的工人之子” 坐在办公桌后面，没有潜力的管理层之子则应该顺理成章地找一份体力工作。

但随着 SAT 版图不断扩张，不断有证据显示，SAT 成绩与种族、家庭收入水平呈现强相关，贫困学生、少数族裔显然更难获得高分，这似乎又回到了 SAT 之前——精英阶层占明显优势的现象中。

加大伯克利分校研究员索尔·盖瑟（Saul Geiser）曾对 1994 - 2016 年的加大申请人进行了调查。他发现种族、家庭收入、家长受学习水平三个因素给学生的 SAT 分数差异造成了 40% 的影响。而且如果仅根据 SAT 分数对前 10% 的申请人进行排名就会发现，其中只有 5% 是非裔或拉丁裔。

同时，SAT 并不像 ETS 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不能作弊、辅导无效的考试。特别是 70 年代考试真相立法后，SAT 不得不公开考完的试题，考试辅导行业成了一项 “上得了台面的事业”，开始向富裕阶层提供服务，催生了卡普兰和普林斯顿等庞大的连锁产业。而这几年湾区和曼哈顿随处可见的亚裔补习班又成了另外一番景象。

当向上的通道变得合法有效又清晰，学生对考试越来越焦虑，辅导班也越来越多，人人都开始以分数为重。

科特南希望剥夺特权的人 “正像疯了一样为自己的后代，把考试及招生入学玩弄于鼓掌之中，并取得了极大成功。他们花每小时几百美金的高价聘请 SAT 家教——这还不是那些收费动辄以千计，帮助他们的孩子撰写能够‘触及灵魂’的个人申请的所谓‘顾问’。他们不遗余力地对子女就读的私立中学施加压力，迫使其提升常春藤盟校录取概率 …… 他们居然会聘请医生为自己的孩子开具残疾证明，以便有机会参与不计时的 SAT。”

否定培训辅导的提分作用一直在 ETS 的公共话术里，但有实力有时间参加辅导班的中产后代获得竞争优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培训即作弊”也就成为 SAT 反对者经常提出的口号。

大学理事会数据显示，2019 年分别有 55% 的亚裔学生和 45% 的白人学生在 SAT 考试中取得 1200分以上的高分，他们是东西海岸大城市里的培训班里的常客，而拉美裔学生为 12%，非裔学生只有 9%。

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在 2016 年秋季录取的非裔、墨西哥裔和低收入学生的 SAT 平均成绩要比亚裔、白人、高收入学生低近 300 分。录取的初代大学生 SAT 成绩也比父母都是大学生的低了近 200 分。

看似公平的标准化操作与量化成绩，并没有带来结果上的公平，各个阶级、种族的利益团体围绕着学习资源不断展开竞争。而因为少数族裔的弱势，出于平权又给少数族裔配额想达到结果公平，却又是有悖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另一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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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考试和大学招生政策不断被吐槽，但也一直在改进。

ETS 近年有过几次改革，企图通过修改考试内容更紧密结合教材、提供免费辅导、变更考试形式等方式降低种族、家庭收入对考试结果的差异。而招生政策中，除了标化考试成绩，高中 GPA、学校排名、推荐信、课外活动、文体特长等各种项目不断叠加，综合程度越来越高。

更早的时候，则有 ”种族配额“ 这种明显与公平相悖的政策，但作为更复杂的大背景下的一种低成本解决方案一直被保留至今，也一直备受争议，一直受到政治保守派的冲击。

即便如此，还是有“招生舞弊案” 权势阶层伪装假运动员上名校、开具医疗证明重考 SAT 之类的录取 “偏门” 存在。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去年发生的招生舞弊案中，针对标化考试的作弊行为与上面提到的四五十年前的模式几乎没有差别。这也就意味着同样的漏洞长期存在，已经被好几代中上阶层家庭所利用，比如用医生开具的残疾证明来获取更长的考试时间。

真正的公平，其实并不存在。

当然，SAT 能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大学录取黄金标准之一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反对者们认为这种昂贵可破解的测试对弱势群体不利，它的支持者则争论 SAT/ACT 分数结合高中平均成绩，可以准确预测大学新生第一年的 GPA。“两者相结合可达 90% 的准度”，一名学习作者在福布斯专栏里写道。

就连加州大学自己的研究报告也提议，SAT 虽然有所不足，但是确实是眼下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沿用这个考试，外加平权行动，似乎是唯一能及格的解决方案。在选拔学术人才这件事上，SAT 或者说标准测试即使不够完美，也至少还是能完成任务的。

不过，作为拥有三十万学生的公立大学系统，加大选择淘汰 SAT/ACT 还有其它考量。开头状告加大的高中生史密斯说，自己放弃了加大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而将申请重点放在了可选择性提交标化成绩的东海岸大学。也有其他许多学生表示，更倾向于标化可选择的大学进行申请，因为学业和经济负担更小。

再加上新测试能够带来可观收入，这次宣布完全取消两大主要标化考试看起来像是借了疫情的由头，但其实并非心血来潮。除了官方所说的学习公平的理由外，恐怕还有生源和经济原因，特别是疫情后还存在海外留学生数量下降带来收入减少的隐患。

这一举动也可能会成为“大学入学统一标化考试终结的开始”。加大评议会主席表示，其他州的大学官员已经私下告诉他，如果加大在招生要求中剔除标化考试，他们可能会效仿。

但统一标化考生的取消并不意味着招生测试的终结，根据计划，今年秋天加大会试行新测试，跟进的其他大学也可能会采取各自的招生测试。

废除了一项有瑕疵但可量化的测试，又没有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这无疑又会加重考生和招生人员的负担，就像一名读者给洛杉矶时报的来信说的那样：“祝外州的学生、家庭学习学生（home-schooled）、奖学金申请者和 STEM 专业学生好运...也祝加州大学招生官好运，他们将要在眼下这个成绩通胀严重的环境下在 17 万份申请中寻找真正学术力量。”

这对申请人来说有两个可能：一是申请不同的大学要参加多项考试，二是对标化之外的高中成绩、课外活动之类有更高标准。这对弱势学生不见得一定是好事，按通常投十几个学校的数字来说，其实对金钱要求更大，学业负担也会增加。参考日本各个大学的入学考试，在招生季考生可能要花一整个月时间，辗转各地参加考试。申请大学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

特别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准备一项考试还是比参加更多个课外活动、公益项目来得容易。而且近年来出现中国学生申请材料 “趋于雷同” 现象，想要在课外活动等 “软实力” 上包装出特色，难度也无疑更大。

更重要的是，其实美国大学对于国际学生在标化成绩上的安排并没有百分百确定，就连加大目前也没有针对州外学生和国际学生的明确方案。伴随加大官宣放弃统一标化考试，2020-21年 SAT 考试时间安排也终于出炉。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短期内 SAT 的要求并不会改变，该考的试还是得考。

参考资料：

《美国式“高考”——标准化考试与美国社会的贤能政治》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的变迁 ——基于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

Why Is the SAT Falling Out of Favor?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23/us/SAT-ACT-abolish-debate-california.html

I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rops the SAT, what would take its place?

https://calmatters.org/education/higher-education/2019/12/what-if-university-california-drops-sat-test-uc/

Go Ahead, California, Get Rid of the SAT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20/opinion/napolitano-california-sa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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